本文介绍了社会主义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前低水平的罢工运动问题。正如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最近指出的那样：任何一般意义上工人斗争活动回升的缺失不仅仅是个消极因素。大规模的罢工，能积极塑造一种局势，就像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自信，自我组织能力和政治觉悟。通过展示集体行动的力量，它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想法更可信。最后，这也为不同的左翼思想提供了可供验证和发展的竞争性的战略领域。
亚历克斯接着说，解释这种缺失是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这篇文章试图迎接这一挑战，回答这一问题。这篇文章只是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对这个复杂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本文一个明显的局限是分析侧重于英国，但愿非英国的读者会原谅我所处的环境。虽然有些问题的讨论对其他国家经济体也是适用的，但许多显然不是的。
在英国，有关罢工的正式记录自1893年开始。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承认目前低水平的罢工在英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未有一个如此低潮的罢工时期，并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自1991年开始，每年罢工的数量已经比1991年之前任何一年的数量少，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罢工问题，而是这种长期保持的低水平罢工状态。
本篇文章首先介绍一些基本的事实和数据，然后讨论一些解释低水平罢工现象的观点，尤其是低水平罢工是由于工人信心不足的看法。它将会说明，罢工信心缺乏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文章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低水平罢工现象作出解释，并以此作为理解现在状况的一个基础。它会认为，20世纪80年代低水平罢工现象的发展并没有简单地削弱工人的信心，而是显著改变了工作场所和劳资关系。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罢工武器已被有效地从工人代表的手中拿走。这个关键的发展对工会制度随后的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对目前英国稳定的低水平罢工现象的主要解释。最后，本文将着眼于为社会主义者找到一些关于现阶段工人罢工情况的总印象。
应该指出，在一开始，本文并不打算对现阶段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当前工人阶级的政治和阶级意识作总体评估，它只是专门分析为什么有这么少的罢工活动。解释清楚我们是如何走到现在这种情况是不简单的，解决方案也将是不简单的。
下降的规模
上世纪80年代，许多先进的工业经济体出现了罢工活动锐减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在英国持续的时间更长。官方记录了三种不同的罢工活动的指标：罢工的人数，涉及的工人人数，以及“损失的工作日”，我称之为“罢工日”。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指标都处于历史性的高水平，但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下跌。罢工的次数在1992年到达历史最低点，但此后有小幅回升，2010年进一步下跌。近期有些罢工数据大幅增长是在2011年，这是因为有两个非常大的公共部门的罢工活动。在1996年，2002年和2007年，罢工活动也有一些相似的增长，其中也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公共部门罢工。但是很明显的，大规模的单日罢工并没有导致工人斗争活动的普遍上升。总之，罢工活动的增长是受欢迎的，在2012年和2013年，罢工活动每年平均为123次，这就回升到先前的罢工水平。
英国官方记录罢工的数据不包括涉及不到10名工人或持续不到一天时间的罢工，除非在争论中损失工作日总数达到了在100天以上。这意味着非常小的，持续时间短的罢工都没有被记录下来。1980年以前的罢工模式包括大量这种类型的罢工，这种类型的罢工还通常伴随着工人代表在工作场所的谈判活动。据估计，在制造业领域罢工的数量实际上是官方统计数字的四倍，所以实际跌幅可能更大。
罢工天数的统计一般都比较可靠，因为它们是以对少数大罢工的统计为主，因此容易计算。从1960年到1979年，有64次大的罢工，这些罢工占总的罢工天数的46%。2009年，仅仅是短短三次停工，就占罢工天数统计的78%。然而，对罢工人数估算上的差异会影响对罢工天数的统计。例如，关于1984年的矿工罢工天数，学术研究统计的数字比官方统计的数字高，这将增加1984的年平均罢工天数，这样的统计比20世纪70年代还高。
尽管存在数据统计问题，这种长期的模式是清晰的。在20世纪70年代，衡量罢工活动的所有三项指标都非常高。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罢工的次数大幅下降，而罢工天数却居高不下。这意味着罢工的持续时间变长，这反映了在此期间辛酸的各种劳资纠纷。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罢工次数持续下跌，罢工天数也急剧下降，涉及的工人数量也日益减少。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种新的格局已经出现，不管用何种指标衡量，罢工活动都达到一个历史上非常低的水平，这种模式持续了近20年。自21世纪初，所有有关罢工的测量数据依旧非常低，非常小的罢工活动的增加在数据上产生不成比例的小的峰值。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仍然是低水平的罢工。
信心问题
在一本杂志上提出了关于低水平罢工问题的两种解释。一种是由尼尔·戴维森提出的，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改变了工人阶级，也改变了工人的就业方式和雇佣方式，这使得工人的反抗变得较为困难。这也就是说，这种解释认为是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工人罢工活动的变化。不过，尼尔的这种分析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撑证据，并且他没有援引关于劳资关系的研究。除了一个可疑的事实依据，这样的解释似乎没有为任何工业斗争的复苏提供一点点希望。如果低水平罢工的原因是由于新自由主义下资本主义的结构，那么如何使工人克服这些障碍？
第二种解释认为低水平罢工的原因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信心低。有人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失败，削弱了工人们斗争的信心，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复苏，尽管有偶然和短暂的复苏迹象。随着工人信心的逐步恢复，罢工活动也就会有增加。但是，这个解释也有很多问题。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信心和罢工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简单和直接。有许多罢工的例子说明罢工不是由信心而是由失望引起。一些重要的罢工运动可以在既没有斗争历史又没有显示信心十足斗争迹象的工人中爆发甚至让被涉及的工人们都十分吃惊。此外，常常被注意到的是，参与一个罢工运动的经验是增长信心的主要来源，而不是首先有了信心才导致罢工活动的发生。而且问题主要来自于缺少信心和过于自信，在罢工工人中高水平的信心不总是一个重要部分，这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许多激烈争论中看出来。
认为工人缺乏信心是低水平罢工的原因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因为这样一种低水平的自信竟然保持了近20多年，这令人难以置信。也就是说，如果低水平罢工是因为信心不足，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如此低的信心？近日，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已经开始着手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每个时期当工人信心已经开始恢复，但一种“恶性循环的背叛”又使它渐渐减弱。这是因为工会机构的官僚主义扼杀了工人部分信心的恢复，并导致了不必要的失败。尽管这个版本更为合理，因为它不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30年低水平的罢工不仅仅是由于工人的信心缺乏。但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如果工人运动一直未能克服工会官僚主义的干扰，那么它在未来又会如何?
但是罢工信心理论的基本弱点是，它不能准确地确定怎样的信心可能会变成罢工。如果罢工的水平反映了工人信心，那么它们之间就一定有一些（或多或少直接的）联系，能够使越来越多的信心转化为罢工水平的上升。但是，这种解释使复杂的过程过于简单化，类似的争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劳资关系的讨论中。在一篇著名的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反革命”的文章中，亨利·菲尔普斯·布朗认为，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严重地削弱了工人阶级中的集体主义。对于布朗来说，集体主义的削弱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工人集体行动的减少。但是，布朗的分析受到两方面的批评。首先，它被指出事实上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工人集体主义的削弱。
其次，在当前的讨论中更重要的是，正如约翰·凯里令人信服的指出，假设集体观念和集体的不满会自动导致集体行动是一个错误。现实中，在集体不满和任何最终的工业斗争行动之间有一些重要的过程。因此，在一个复杂的工作场所背景下，不满必须被看作是觉得不公平；不公平必须被认为是一个集体的问题；集体不公的原因必须归因于雇主；工人也必然会对任何一个被提议的工业斗争行动作成功机会大小的估算，而且必须判断出收益是否大于可能的成本；而且工人也必须有充分的组织力来使行动成为现实。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工作环境中的领导者，如社会主义斗士，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如果在这些过程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包括缺乏领导力，其结果就可能是潜在的不满不会导致集体行动。遵循这一分析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缺乏集体行动不能被视为工人缺乏集体观念的证据。
完全同意凯里的分析并赞同他分析的各个方面是没有必要的，也不是要求社会主义活动者去思考在动员工人采取罢工行动中的各种具体困难，类似的逻辑可应用于信心和罢工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简单的联系路径，罢工次数只会随着工人的信心上下浮动。假设有这样一条联系路径，只需要简单的思考，就能看出其中存在严重问题。在现实中，有许多障碍会阻止工人罢工信心的表达。因此，任何直观地认为罢工水平低必然是工人信心不足的表现是错误的。如果信心和罢工之间不存在简单的链接，那么工人的信心，或愤怒，或政治化，就有可能会恢复（在某种程度上），而且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意义重大的或者在数量上持续增长的罢工。
最近几年的确看到工人信心恢复的例子，一些游行伴随着工人的罢工，场面很大而且生机勃勃，令人印象深刻，一些较小的罢工也表明类似的特征。这些进展有多重要的意义？而且不幸的是，罢工的信心理论导致一些评论员在许多场合错误地对罢工行为进行预测。不要去讽刺这些以前的分析，这是很重要的，这通常也包括非常慎重的详细的记录。在许多评论中写道：
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第二年就可以引发工会运动，并可能成为激进行动的平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很清楚的。普遍的反资本主义情绪······能带动各个阶层的反抗情绪。这反过来又开始消除工会中弥漫着的失败情绪，从而影响他们采取行动的人数和意愿。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过程在一些小的方面已经被观察到，它在去年变得更加明显······（并且可能）蔓延成一个工业上的决定性的斗争。工会运动上的激进主义在不断增长······事情似乎在加快······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展示了新的信心······罢工数量似乎在加倍。
20世纪90年代，有很多文章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举例来说，1997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八个主要的小罢工“可能是未来斗争的先兆”。199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是一个工人阶级力量重新崛起的时期。
最近，在2009年一个关于工会活动状态的研究报告中发现，“一个爆炸性的组合”正在创造“一个充满可替代方案的时期和一个动荡的时期” ······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初的反抗迹象。然而在2012年，在得出“这次伟大的罢工之后我们就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结论之前，2011年的罢工被评为“揭开了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新篇章”。虽然有可能对“新篇章”和“新时代”的确切含义咬文嚼字，但整体意义似乎很清楚：作为罢工的结果，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正在工人阶级中得到改变。
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事后诸葛亮的好处是众所周知的，但对于工业斗争活动发展的持续误判表明需要重新对相关理论进行评估。这些评论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分析罢工活动先从识别工人阶级的信心和斗志复苏的迹象出发，然后认为工人阶级重振的信心可以进一步表现在工业斗争行动中，并会导致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在此理论基础上，例如，我们似乎能预见到在2002年、2003年、2008年、2011年和2012年会出现工业斗争复兴的可能性。但不用说，所有这些年份都没有经历过类似1969年意大利罢工复兴的那种局面。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在任何历史环境中事物固有的内在可能性保持鉴别力是很重要的，我们为劳工运动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不是去强调可能会发生什么，而是要指出什么最有可能发生。这有助于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和激进工人在阶级斗争中保持正确的方向。关于罢工的信心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是被证明存在疑问的，它无法解释20多年来持续较低水平的罢工活动，它也不能作出正确的预测。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提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用以解释为什么有了信心恢复的迹象却没有导致罢工活动有重大突破。
这并不是说工人的信心并不重要。但是当我们充分了解阶级斗争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信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下部分将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罢工次数下降更广泛的原因，理解这些原因对解释为什么英国的罢工这么少而且为什么还将一直这么少很重要。
英国罢工水平下降统计
超过30年的工会斗争记录已经由托尼·克里夫在罢工低迷时期进行了正式的理论分析，这对于理解工业斗争挫败的政治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还没有完全分析清楚是什么造成了工业低迷期，部分是因为原始记录中所描写的情况都还在迅速发展，并且一些关键的问题只有在后来才能逐步变得明确。虽然现在还不能详细的讨论克里夫的分析，但还有一些是值得做的。
关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罢工活动数量下降原因的一种说法是工会管理层已经官僚主义化了。有人认为工会管理层被赋予越来越多特权，并日益脱离普通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会阻碍工人的斗争活动。
这种说法认为专职工会管理层的崛起并不能促进和适应工会斗争的发展。在上世纪60 年代末工人运动开始回升好转之前，专职工会管理层已经出现了，这个阶层的出现却并没有伴随着工人运动的低迷。虽然肯定有专职的工会管理人员破坏罢工的情况，但现在还不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他们更愿意过一种远离车间工作的轻松生活，德里克·罗宾逊认为对劳工和共产党的政治忠诚度似乎更有可能是一直的主要影响因素。工会委员会官僚主义的增长可能会对工人运动造成负面影响，但真正的问题是政治，而不是特权和官僚主义。
事实上，除了专职工会管理层的出现，早期的关于工人运动低迷原因的分析提及了许多其他因素。其中包括收入政策、生产率、杰克·琼斯和休·斯坎等左翼领导人的政治影响，以及共产党的角色、“生存能力”观点的出现、对劳工阶层的忠诚度、经济危机、财政紧缩、裁员和工厂关闭的影响等等。事后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受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过，工人和工会对这场危机的反应也受当时劳工政治运动的影响。然而，在上世纪80 年代，工会罢工的水平主要受三个关键的新发展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不可预测的，但却对罢工水平的降低有深远和重大影响。这些新的发展因素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工会斗争法律的更改和工会斗争的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以下各节将讨论这些问题。
经济因素
战后长期繁荣局面导致了一代人的充分就业，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工会斗争运动的重要基础和背景。充分就业能从根本上改变在工作场所讨价还价的平衡并有利于帮助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几乎每个关于工会运动的记录都提到了充分就业是使工人信心不断提高的关键因素。工人们知道如果被解雇了，就很容易得到另一份工作。工业中例如工程机械行业，充分就业帮助工人把计件工资制——这原本已经被雇主视为一种降低工资的方法，变成了一种提高薪酬的机制。年轻的工人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来选择雇主，雇主们也竞相出高价来吸引工人。资本阶层要有足够高的利润才负担得起对工人的妥协，在这些情况下，在多个行业中工会管理层开始积极寻求把讨价还价和谈判以及罢工活动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这就驱动了从整个上世纪60 年代到70 年代的罢工风潮。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严重和持续的经济衰退削弱了这种斗争性，到上世纪 80 年代情况就变得更为恶化。
理解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罢工模式是很重要的，它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煤矿、 码头、 汽车、造船和其他制造业领域的罢工加在一起占所有罢工总数的四分之三，一位著名的评论员认为仅有 4%的工会成员贡献了53%的罢工。但经济危机对这些产业的打击尤为严重，上世纪80年代初制造业遭受严重衰退，煤炭行业也经历了大规模毁坏，今天那些大量加入了工会的“罢工”行业不再存在或明显变得更小。在英国，经济的调整转移了罢工活动非常重要的行业来源，上世纪 80 年代经济衰退也加速了英国就业从制造业转向私营服务部门，而这些私营部门的工会入会率非常低。上世纪80年代工会会员数量的减少本身就是导致罢工数量减少的重要因素，因为罢工行动几乎总是由工会工人来参加。到 2013 年，私营部门的工会密度率略高于 14%，并且工会会员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水平的一半。经济结构调整重组是使工会会员不断下降的重要因素，因为适宜加入工会的产业和工作场所已经关闭，新成立的企业没有成立工会组织，加入工会的人员也很少。
在制造业内平均的罢工数量已大大减少，那些私营部门罢工往往更少。自 2000 年以来，公共和私营部门有大致相同数量的罢工，但是公共部门算作罢工损失的天数有80%是因为和资方的讨价还价造成的。在2007 年，公共部门的罢工占所有罢工天数的96%。
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还以其他方式打破了罢工的习惯。失业令人震惊的持续性增长，削减了劳工讨价还价的能力，并且以一种这代人不知道的方式把对解雇和失业的恐惧引入到工人对罢工行动的评估中。在制造业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抑制了罢工。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使人们看到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如果公司经营困难，不能获利，它将被关闭并且工人将失去工作。雇主可以用这种情况做为一种恐吓手段，面对这种状况，有很多工会作出了不必要的屈服。经济形势不好的问题是现实的：如果该公司不盈利，它将会关门大吉。长期经济繁荣结束的严酷现实破坏了工人同雇主斗争和谈判的积极性。
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出现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罢工模式。一些行业是较少受到国际竞争的，这些行业包括公共服务领域，例如健康、教育、公务员和地方政府。上世纪80年代，工会组织力量加强，并且工作更有保障的工人变得更愿意采取工业斗争行动。同样的，运输、通信和物流部门的工人运动在罢工中日益占更重要的比例，这也反映了在全球的生产链中物流的日益重要性。这两个部门的工人斗争活动构成了最近的罢工。
对罢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工资的压力。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通胀率下降，工资也减少了。而且在此基础上，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企业也大幅裁员，那些留在就业岗位的工人薪水提高了。事实上, 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工资增长超过通货膨胀。近 30 年来，通货膨胀率仍然较低，这为较低的罢工水平作出了贡献。最近稍高的通胀和以紧缩为导向的冻结工资政策的结合重新带来了提高工资的压力，但工会领导人能够控制工会会员要求增加薪酬的压力。如果是20 世纪 70 年代的通货膨胀水平，这个过程会发展成什么结果还有待观察，但一般较低的通胀率对当前罢工水平有一定影响。
法律的变化
从 19 世纪晚期起，对于工会采取罢工行动而产生的合法职业争议造成的损失，工会有对要求赔偿损失的豁免权。 1980 年和到1993年间保守党政府引入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逐步限制这些保护措施，从而使工会在法律的范围内更难采取罢工行动。 在斯托克波特市和沃平市的邮政投递员因罢工发生法律争议期间，工会被要求出庭。1984年和1985年矿工罢工期间，全国矿工工会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在 1984 年，罢工活动举行前被要求进行投票表决（在1993年变得更为复杂），如果罢工被投票否决，罢工就会被禁止，这就抑制了一些大的罢工活动。因此，更多类似的需要由法院裁定是否罢工的争议案件接踵而至，三年内有47个禁令发出来禁止罢工。在罗孚汽车集团公司的一次罢工争议中，罢工活动被一个联合工会委员会取消了，因为工会在罢工行动前的投票中失败了，因此雇主也获得了一个针对八个工会的罢工禁令。这导致的结果是工会的“溃败”，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还被罚款20万英镑。在第二年，一些公司的罢工活动就几乎下降到了零。
尽管只有少数的罢工争议被运用法律解决，个别工会也一再发现自己不断的遇到法律上的困难。1983 年至 1995 年，工会屈服于 201个法律禁令和判决。图形、纸和媒体工会33次出现在法庭上。工会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受到一些禁令的限制。到 1995 年，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联合工程和电气工会就遭受了48个禁令。如果忽视和漠视禁令，就会遭到罚款和扣押，这无疑会对工会活动造成极大的破坏。在沃平市的罢工争议和矿工的罢工活动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些法律规定对工会活动的负面影响。
工会领导人在法律面前一般来说是服从的，但我们很惊讶记得他们最初对新法律有相当大的反抗，曾经有过大量类似的法庭案件。但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工会开始服从这些法律，工会活动和罢工的法律禁令导致罢工行动被叫停，有关纠纷也因此减少了。近几年来已经很少有违反罢工禁令的二次纠察行动的发生，大多数是复杂的技术上的罢工投票程序违反了禁令。工会有准确的工会成员名单是很重要的，但在一些人员高度流动的工业领域，例如建筑业，这是几乎不可能的。还有工会合并的情况在最近几年也有很多，这也使工会成员的记录变得混乱。一些经常举行定期投票的工会，像RMT，正在努力获得更为精确的成员名单。
有关投票的法律看似是为了确保工会民主，却被越来越多的用于防止罢工行动，即使大多数工会成员支持罢工。在这个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法律规定已经通过司法创造性显著地增加，法官可以用更为严格的方式来解释有关罢工的法律，来限制罢工。有关保护工会采取罢工行动的法律已经减少到极为可怜的地步，这种残酷的现实摆在任何一群考虑罢工的工会成员面前。而且鉴于当前在保守党圈子里的呼声，更进一步的限制似乎也有可能，此外，不应低估这些法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它们打算减少工人反抗行动的合法性。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 80 年代对刑法的修改也使工会的罢工活动更加困难。众所周知，罢工纠察法则像刑法一样被广泛强制执行。并且在1986 年，众多公共秩序法案被制定成了法律，在矿工们罢工期间还发展和完善了许多警务和治安规则。至关重要的是，新的法律敦促工会严格管理自己的成员。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承认在罗孚汽车集团公司的罢工争议案中的罚款对罢工活动产生了重要的抑制影响，同样的灾难也降临到了一些其他工会身上，他们被要求取消工会地区委员会号召和组织罢工的权力。逐渐地，工会领导人就寻求对非官方罢工行动的控制权，这就大大缩减了非官方的罢工。从 1990 年起工会还被要求拒绝非官方的罢工行动，并且现在经常这样做。
失败和“示范效应”
上世纪80年代，强大的工会不断遭受令人沮丧的失败，80年代工会已经被人准确的描述为进入了“强制性和解”时期。雇主用经济衰退和国家权力为后盾支持的新法律反对工人和工会，造成了工人和工会的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这有着显著的示范效应，即每次失败影响了其他罢工。这样的失败包括钢铁工人、沃平市工人、码头工人及以上所有的失败，特别是为期一年的矿工罢工失败有着巨大的影响。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雇主开始解雇罢工者，最突出的是在沃平市有 5500 名员工被解雇，其他的例子包括 P & O 渡轮和利物浦码头工人参加罢工被解雇。1986 至 1989 年期间被解雇的罢工工人被利用了至少 45 次，被威胁了38 次。人们逐渐感到如果工人采取工业斗争行动，那么就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需要强调的是，在官方制定的投票罢工的选票上包含有警告性的内容，那就是指出罢工可能是违反了合同。解散和阻碍罢工的行为在持续，例如在2005年的盖特航空美食公司工人罢工中，2009年—2010年英国航空公司机务人员的罢工活动中，都出现了解雇罢工人员的行为，其他制裁的方式包括遣散费的损失等等。
意料之中的是，没有工会的支持工人失去了罢工的信心，甚至在他们受到法律限制之前就减少了非官方罢工活动。现在的大多数罢工是正式罢工，对罢工的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失败也大大影响了工会领导层，工会在与雇主发生争议时取消了罢工行动的优先权，而是采取让步和妥协等被称作“新现实主义”的战略，这个短语在 1983 年被第一次使用。随后，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起，许多工会努力尝试去避免罢工，寻求与雇主重建一种明确的协作伙伴关系。
新的稳定和新的习惯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关键工业部门，罢工是行业常用的方法，被用来处理工作场所的不满和要求，工人们常常会习惯性地采取罢工行动。一九八三年之后，一个著名的学术评论员写道：可以安全地说······英国罢工的特征牢固地嵌入在传统的工作场所组织中······
当然，之后一场巨变确实发生了，老的做法基本上被毁。那么，问题是出现什么新的行为习惯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劳资关系特征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是国家和雇主对当时巨浪般的工人斗争作出的反应和改革。这些改革为工会与雇主的关系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包括：促进国家政府层面的讨价还价和协商；在工作场所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对罢工行为给予相当大的法律保护等。在这个框架内，上世纪30年代许多工会积极分子，包括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1926年总罢工失败和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可以在工作场所重建工会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框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945年之后工会积极分子还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利用新发现的议价能力进一步加强了工会组织建设，在很多工厂里建立了工人代表组织，并且为更好的薪酬及工作条件努力。因此，上世纪80年代之前工会斗争情况由复杂的法律和制度安排保障，还有工会组织的传统和一代人充分就业信心的鼓舞，因此工会活动比较活跃。
玛格丽特· 撒切尔给各地工会和罢工活动在法律和制度框架方面带来了关键性的变化。例如包括：在 1993 年取消了有关促进集体谈判的法律，以及废除了几乎剩余所有的与多雇主谈判协商方面的法律规定，这也减少了在集体谈判中多工会协调安排的法律规定。法律和制度的变革伴随着经济危机、重新燃起的雇主的敌意，以及国家开始反对以前与工会的接触政策。
这些整体变化的后果是以往工会活动的“安全空间”被消除，工会现在面临着各方的敌意。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保证工会活动合法性的重要法律、制度要素现在已经完全消失，这种制度性框架的去除使工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使它们难以再建立并维持讨价还价的力量，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变化使新的工作场所活动形式和习惯逐渐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 80 年代不仅仅只是在一个持续的框架内罢工水平的降低，而且是雇主与工会之间关系的过渡期。战后雇主与工会的和解期已经结束，并且有一个新的关系模式来取代。在影响罢工次数的因素方面，新的制度安排的关键特征是国家和工会的领导层控制着罢工。那就是说，罢工武器已经从工人代表手中拿走，现在采取独立于官方工会组织的罢工行动困难得多，这是工人信心恢复的最大障碍。因此，这也是目前稳定的低水平罢工现象的关键原因。如果工人阶级信心和斗志恢复到过去，就能使罢工活动得到复苏，但这一结果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大量问题由此产生。
第一，它解释了当前的罢工模式，绝大部分都是官方允许的罢工。这与前一时期绝大多数罢工为非官方罢工形成巨大的反差。到上世纪60 年代末，据估计至少 95%的罢工是非官方的。今天非官方的罢工是罕见的而且往往会集中于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行业，例如建筑业。整体而言，工会代表们若要组织非官方的罢工行动有很大的困难，也容易受到干扰。
大多数的罢工持续时间也不长。历史上看，庞大的公共部门罢工只有为期一天或两天，全国性的工会通常在这些行业纠纷和劳资冲突中首选这些策略。同样的模式现也已经在企业一级的罢工行动中出现，罢工投票法使得当地工人代表们不得不寻求工会官员批准投票和支持罢工。占主导性的罢工是短期和间断的罢工，这不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是由于工人最近厌恶全面罢工，而是官方控制罢工的结果。在过去常见的大规模和长时间的罢工现在大大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罢工的低水平。
官方控制罢工的重要工具是罢工投票，目前平均大约一年 700次 至 800次。投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雇主、工会成员和其他人眼中，投票给不满和要求以合法的表达机会，工会可以使用投票活动在集体谈判中争取有限的进展。但冗长的投票程序和讨价还价的过程，都说明官方鼓励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罢工行动。独立于工会官僚机构采取罢工行动的困难有第二个重要的含义。工人代表可以不再通过罢工行动来处理工作纠纷问题，他们已经找到新的办法向雇主施加压力。最常见的是工人代表已经能相当专业的运用劳动就业方面的法律权利来和雇主进行谈判。对比于集体的问题，这些权利通常被称为个人的权利。而且，有经验的和坚定的工人代表还会运用法律权利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源和雇主谈判集体问题。例如，健康和安全法规被用来挑战雇主；申诉程序和就业裁判所被用来对付欺凌的管理者；使用复杂的纪律处分程序用于约束管理层解雇工人。
就业法庭声称每年仲裁的劳资纠纷已经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 29,000件到2009 年10月的236,000件。尽管就业法庭被指责缺乏与雇主打交道的能力，但对雇主的调查发现就业法庭还是拥有令人惊讶的影响力。2004 年，60%的工作场所在过去12个月至少经历过一个就业法庭索赔 （大型工作场所是更有可能被组织成工会）。其中，大约一半改变了工作环境和工作程序。从个人的工作福利条件来看，这说明有相当大的成果。但由于将会有强制性的收费，还有待观察就业法庭仲裁的纠纷是否会灾难性的减少。在这些事例中，工人代表关注于为工人个人谋求工作福利条件的改善并不代表他们简单地逃避同雇主的斗争，这在一些评论员的博客里经常被错误的评论。这是通过其他的方式继续工作场所的抗争活动，在一个时期内工人代表并没有简单地诉诸罢工。
在某些行业中的激进分子已经能够临时找到其他非罢工谈判方法。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 2011年12月建筑工人的劳动纠纷，在那里积极分子发明了一种组织起来处理纠纷的方法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但它并非基于罢工也不是传统的工作场合斗争方式（尽管有停工和一些重要的罢工）。另一事例中，在伦敦北部的一个继续教育学院，合同清洁工人用一种点名和羞辱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利益。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显示在罢工的统计数字上，但这不应被认为缺乏斗志。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能解释当前低水平罢工的稳定性： 罢工武器已经不在工人代表的掌握之中，因此工人代表已经尝试用非罢工的方法来处理与雇主的纠纷。最后重要的是，如果新的安排是相对稳定的，变化的前景是什么？答案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即如果工会与雇主之间新的行为关系模式一旦稳定下来，它就不会被轻易改变，除非发生了大的危机。很可能只有发生更广泛的社会或政治危机才能打破目前的行为关系模式，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无法准确预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不能够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因此危机会在某一时刻出现。其次，要明白目前低水平的罢工行动并不代表工人缺乏斗志。工人代表和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已经显示了相当大的斗争韧性和决心，但缺乏充分的斗争武器。缺少了什么？是斗争的武器和手段，而不是与雇主斗争的意愿。因此，当大的危机出现时，工人代表就会放弃目前的斗争方式而再次捡起罢工的武器，我们可以预期他们必定会这样做。
同时，目前有相当规模的工作场合的劳资纠纷和冲突采取的是和以往不同的斗争和处理方式。如何看待这种斗争的新模式将可能需要相当大的努力和有一些错误的开始，但要决定工会的相关政策时，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到这些新情况。虽然不能制定详细的建议和方案，但可以考虑一些可能的主题。
结论
在20世纪80年代，罢工次数下降和衰落的原因是由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创伤性的经济变化，日益严厉的控制罢工活动的新法律，主要工会活动的失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改变了劳资关系的景观。自20世纪90年代初一种仅涉及少数罢工的新格局已经确立，大规模的罢工是罕见的，很少长久。在大部分领域罢工是自由的，在大多数行业，罢工在集体谈判的过程占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通常是官方的与事先计划的，大多数的罢工是公共领域的罢工。由于旧的关系模式的衰落，新的关系模式的发展，如在集体谈判的过程中使用投票，并通过工作过程的劳动申诉和就业法庭追求个人的权利。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工人在工作中享有比以前更多的快乐，实际上有很多证据支持相反的观点。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工作场所的申诉和要求有所减少。然而上述变化意味着，现在工人采取罢工行动的方式表达其在职场的不满有着很大的障碍。工人继续寻找替代罢工的方式，但目前低水平的罢工不应该被误认为是工人对目前的工作状况和劳资关系感到满意。
现在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采取独立于官方的罢工活动比以往困难得多。事实是现在工人代表手中的罢工武器已经被取走，这意味着工人增加的愤怒和斗争信心要转换成罢工行动也较为困难。同样的，工会领导层组织的罢工将受到严格限制，所以由正式的罢工活动引发工人斗争热潮也是不可能的。罢工次数和规模很可能会保持非常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要向最活跃的工会活动者说明目前的现状，并要解释当前工人运动面临的形势和挫折。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工人代表组织有效的独立于工会官僚机构的罢工的能力是许多工会内部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这个方法现在几乎行不通，这意味着工会内部的紧张局势很可能比早期更为明显，尤其是在左派活动家和官员之间，许多读者会认识到这一点。新的现实既增加了工会内部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又使这种冲突更加难以解决，如何处理这些紧张关系很可能是当前工人活动家面临的显著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罢工活动面临的障碍意味着工人代表需要重点考虑工作场合的申诉程序与他们背后的法律框架。相对于事件本身而言，社会主义者可能对这些问题更为关注。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对就业法律的变化,重要的判例法规定等进行政治评论和分析,工会活动家和积极分子可以从中汲取重要的政治教训，简单地呼吁工会领导人去突破和打破法律是不够的。
当然，罢工是重要的，非罢工的方法对雇主的作用小。事实上，罢工的武器不再在工人代表手中意味着工会处于更弱势的谈判地位，并且将很难维护工人的权益。在缺乏有效的罢工行动的情况下，雇主将继续谋划对工会活动不利的限制性规定。因此，罢工问题是工会未来应关注的关键的政治问题。
因此，作为一种运动和宣传的策略，罢工武器应该被社会主义者广泛的采用，而不仅仅是在实际纠纷中的鼓动问题。当工人面对苛刻或不公平的待遇时，工人有权利撤回他们的劳动，工会应该对工人有充分的支持。对于停止工作权利的需求，可以作为讨论不公平雇佣行为的一部分，如零小时合同。可以不断提出对有关罢工权利法律的更改要求，例如，要在工人活动积极分子中对“捍卫工人权益的最好武器是罢工”这一问题开展更广泛的讨论，而这种讨论可能为未来任何罢工活动的回升在思想上奠定基础。
以上并不是说工会不能成为比现在更成功更有斗争性的组织，它可以做的更好。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应当继续对工会领导人提出要求，促使他们对雇主和政府表现出更大的斗争决心。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应该抓住每一次机会，以扩大和加深反抗的力度。然而，社会主义者也需要认识到，经济和制度环境也已经发生变化，工会活动的“安全空间”在缩小，还要面对雇主和国家的继续敌视，因此，如果用历史上不寻常时期的标准来衡量目前的情况，将会是一个错误并会导致迷失方向。还要考虑到多年来工会组织建设较为薄弱，社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重建工会组织队伍，这不仅仅是一个鼓动的事情，而且也需要对工会积极分子进行召集和训炼。
上述分析表明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是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目前在普遍提高罢工水平上有显著障碍——这不会被轻易克服。第二意味着在合适的情况下存在着快速转型的可能性。工人代表的斗争性表明，如果罢工变得更容易进行，尽管它是很难预测的，工人代表们将采取行动。在此之前，社会主义者需要制定新的战略和战术应对目前的情况，历史是没有相似之处的。